希望这不是真的
俄罗斯二幕话剧《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是一部演出难度较大的话剧。
首先，是理解上的困难。剧本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从表面上看，社会非常稳定，人民生活也过得去，特别是教育、文化事业相当发达。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什么会发生四个十年级学生为了偷改考卷而逼死老师的事情呢？像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这样极端负责任的教师，为什么会培养出像瓦洛佳这样的小野心家、阴谋家呢？为什么还没踏上社会的青年学生居然会像狼一样穷凶极恶呢？
善良的人们，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剧本诞生之后，苏联当局禁止它的演出，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它诬蔑了苏联社会。
然而，在我看来，剧本对生活的反映是真实的，这是一种残酷的真实。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经潜伏着可怕的危机。一方面，经济停滞，广大群众物质生活匮乏；另一方面，就像剧中人所说的，少数特权阶层把脸孔养得“又滋润又光洁，就像是玻璃纸包的礼物”，悠然地欣常着普通老百姓看不到的外国电影。在号称“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那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严重的不平等。因此，像拉拉、维佳那样“没钱没势没关系”的孩子们，对现状感到不满，渴望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领袖人物瓦洛佳则是另一种心理状态。他是个有政治野心的高干子弟，一心想考上国际关系学院，将来飞黄腾达。他公开承认：为了得到权力，可以不顾一切。“为了能觉得自己控制局势，觉得别人的命运攥在手心儿里，噢，您不知道这是多么享受——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那个大学生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影子。我们知道，拉斯柯里尼科夫提出一种“超人”理论，他把人分为“超人”和普通的芸芸众生两大类。前一种人有超凡的意志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甚至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泪，随意屠杀别人。为了检验自己究竟是不是“超人”，拉斯柯里尼科夫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这种“超人”理论出现在俄罗斯，对西方影响也很大。令人震惊的是，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幽灵却还在徘徊。在《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一剧中，瓦洛佳把自己的同学看作“麻木无能”和“哪怕是采取一丁点儿行动的能力都没有”的“垃圾”。而把自己看作一个“更残酷、更有活力、更功利”的“新时代”的英雄，能够“拯救俄罗斯”的“新一代实干家”。他公然对自己的教师宣称：要想成为大人物，光有后台不够，还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意志。从您这儿要钥匙对我来说算是个考验。作为未来的外交官，我得学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能力和意志，他不惜上演一幕对自己的女同学施暴的丑剧。当老师叶莲娜无法面对这幕丑剧，不得不把钥匙交出来时，瓦洛佳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
面对这群学生。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感到极为震惊，她问道：“我一生致力于把善良、公正、人道主义的理想灌输给你们，结果呢？”“像这种坏主意只有法西斯才想得出来，可你们是苏维埃的中学生！”这说明在师生之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代沟和无法打通的隔阂，师生关系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如同父母和孩子一般的关系，而是在价值观、人生观上截然对立，毫无共同语言。朝夕相处的师生忽然成了陌路人，这是怎么造成的，只不过过去蒙着一层虚假的意识形态的面纱罢了；而“钥匙事件”是揭开这层面纱的戏剧性契机。
苏联社会的巨变是从上世纪的50年代中期开始的，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的“解冻”开始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乘机而入，原有的苏维埃意识形态大厦渐渐地从内部瓦解。在苏联官方的苦心维护下，这座大厦从外表上看依然高高耸立，金碧辉煌，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空壳。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许多问题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样地，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在课堂上讲的大道理也解决不了学生思想上的许多具体问题。如今，因为“钥匙事件”，学生们一下子把问题揭了出来，赤裸裸地摆在老师面前。这是师生之间在思想上、价值观上的矛盾从潜伏到激化的过程，也是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一个折射。
剧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入戏很快，矛盾冲突迅速激化。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四个对立面——她的四个学生轮番向她进攻，千方百计地试图让她交出钥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戏剧冲突跌宕多姿。而四个学生向她进攻的过程，既是和她辩论的过程，又是在老师严词责问下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无耻动机的过程。所以，这是一场又一场无情的、严肃的“灵魂的拷问”，体现了从普希金、果戈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严肃主题。导演准确地抓住了“灵魂的拷问”这一主题，在导演阐述中要求舞台设计要有助于表现四个少年“心灵的皱褶”，这是很有见地的。
剧本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冲突高潮的构思。当四个学生的轮番进攻结束以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蛰伏在地，似乎无计可施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她忽然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进行了一场强大有力的反击。面对宁死不屈的对手，就连凶狠的瓦洛佳也承认了失败。可是，出乎意外的是，瓦洛佳忽然心生一计，对老师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她坚持不交钥匙，就要当她的面，在她家里对女同学拉拉施暴！这一毒计果然成功了。戏剧的情势发生了突然转。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慢慢地走了出来，把钥匙丢在地上，然后绝望地走向死亡。但在最后，四个学生谁也不敢拿走那把丢在地上的钥匙。
戏剧冲突在开场后迅速激化，经过多个回合，最后走向高潮，这样的结构对演员和导演都提出了难题。如果一开头就把冲突处理得很激烈，那么，后面的高潮就难以凸显出来；如果前几个回合的冲突缺乏力度，戏又容易显得“温”，不够味儿，也体现不出剧本的思想。导演和演员都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做了很大的努力。特别值得称赞的是扮演四个学生的年轻演员，他们刚刚毕业于艺术学院，刚刚结束学生生涯，舞台经验很少，可是他们的表演不负从望。
剧本的结尾非常耐人寻味，当三个男学生先后仓皇地离开以后，只剩下拉拉在场上，她突然发现：听不到老师的动静！她感到一阵恐惧和紧张，于是满屋子的找老师，呼喊着她的名字。可是，没有任何回答，只听到见远处飘来教堂的钟声。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演出中，导演直观地、明确的告诉观众：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自杀了。而在我们的演出中，处理得较为含蓄。女主人公的死暗示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处理似乎更好些。这出戏已经够残酷了，它的残酷不在于最后女主人公是不是确实自杀了，而在于告诉观众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它敲响的不是一个教师死亡的丧钟，而是一个社会即将瓦解的丧钟。
揭示真实，不管它有多么残酷。这种勇气，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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